柏林电影节已然落幕，各个奖项皆尘埃落定。今年的柏林主竞赛片单并未出现爆款作品，大多数较为小众，但也延续了欧洲电影节常年关注的诸多议题。除了获奖作品之外，本次主竞赛的其余作品虽皆褒贬不一，但也兼具特色，涵盖了多重受众，本文将聚焦于主竞赛中两部不同女性角色的电影，展现此次柏林电影节女性题材的另一种视角。
本片讲述的是一群从小被遗弃在一所女子寄宿学校中的女音乐家们，用颇为大胆的现代流行音乐来反抗腐朽的管理制度与宗教秩序的故事。这是导演玛格丽塔·维卡里奥的长片处女作，作为一名歌手和作曲家，她将流行音乐的元素与古典音乐融合，将其放置在18世纪末的威尼斯，来呈现当时这一历史时代过渡变迁的切片。
作为女性导演的作品，《Gloria!》更加注重女性的视角和情绪感受，比起聚焦于如何反抗古旧腐朽的父权秩序，它将重点放在女孩们如何通过与音乐的连接，重新找回自我的身体感受和生命活力，并以此建立女性同盟的过程。
影片设置了“特蕾莎”和“露西亚”的双生花角色，分别代表了徘徊于秩序之外，边缘、冒犯、不入主流的音乐与根植于西方正统秩序、具有一脉相传血统的古典音乐体系。
特蕾莎少言寡语，弹奏着“奇怪跳脱”的音乐，却吸引着露西亚的同伴们与她一同合奏。而露西亚演奏着一板一眼的古典音乐，她的同伴们在一旁昏昏欲睡。这惹恼了露西亚，她出手指责特蕾莎是无法与之相匹配的异类，而她的音乐则向其他人施展了巫术，使之为其痴迷。
导演正是通过塑造“沉默内敛，隐于边缘”与“骄傲张扬，才华出众”的两组人物个性来映衬音乐的等级之分, 而露西亚对特蕾莎的排斥与嫉妒却无不彰显着她对这一新形式音乐所具备的吸引力的恐惧，也是一种既往而来的传统秩序对新兴的文化事物的恐惧。
但这部电影并未停留在一种极端的对立中，反而通过由音乐激起的相左的情绪来搭建彼此沟通的桥梁：露西亚感到恐惧，并不仅仅是因为特蕾莎的音乐冒犯了她的音乐，更是因为她一直以来坚持与相信的事物遭到了自我的怀疑——一直以来，她都在以自己在乐团中的地位来贬斥特蕾莎的存在，试图成为乐团的中心人物，也坚持着自己的乐曲创作。
但当她发现，她的音乐并不如特蕾莎的一般凝聚人心，甚至自己都被特蕾莎的音乐所吸引时，她所信仰和坚持的理念与秩序便遭到了打击，而她对特蕾莎的攻讦，恰好也说明了她被这般自由的音乐所触动。正是有了这场表面上关于音乐等级与理念的争执，露西亚才发现了她亦有可能被另一种音乐所打动，古典音乐与流行音乐的才有了融汇贯通的可能。
《Gloria！》的灵巧，正在于由对音乐等级的唾弃衍生出的，对正统古旧宗教与父权秩序的挑衅和不屑一顾，音乐以流于世俗之外的自由灵动溶解了架在女孩们心房之间的那座高墙，将生命力灌入了枯朽的修道院。无论是古典还是流行，真正美好的音乐皆能够打破生命的结界，溶解那些僵化的，行尸走肉的身体。
导演玛格丽塔说，影片的灵感来自于在历史之中真实存在的那些女艺术家们。这一用新式音乐反抗传统教条音乐和秩序的过往是真实存在的，她正是基于过往的历史事实来编创这部作品。
对于现代的女性艺术家而言，她们可以利用网络等公共空间来发表自己的作品与想法，但湮没在历史尘灰之中的那些女性艺术家，她们却亟需有这样的媒介来展现这段女性反抗权威、坚持创作的历史。
这些女艺术家们存留于历史之中的灰色地带，被当局刻意掩藏封锁。而将她们的故事和形象经过戏剧化地改编搬演至大银幕，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被遗忘的女性的力量，这是女性运动和女性主义在历史上的延续性。
但由于女孩们与腐朽的教廷作曲家斗争的情节过于顺利，缺乏了在此条反抗道路上的迂回和艰辛，类型化的叙事套路并没有深入探讨传统宗教父权秩序对女艺术家身体与才华的禁锢，对女孩之间矛盾的化解一笔带过，被一众影评人认为是“迪士尼傻白甜爽片”。
《Gloria！》没有专注于欧洲艺术电影对政治、宗教和人性专精的探讨，采用了商业类型电影的思路去呈现，对于通常严肃的欧洲电影节来说的确过于草率，以政治性为主要特征的柏林电影节在此次入围选片中的确让人颇感意外，但在这样的电影盛宴中，一场银幕上女性的狂欢也未尝不可喜。
与治愈动人的梦幻童话相比，《儿子》延续了北欧电影一贯冷峻、锐利的风格，采用极简主义的镜头干净利落连接画面。故事的场景集中在一座监狱之中，讲述了女狱警Eva面对杀害她儿子的嫌犯，在正义与私心之间不断博弈挣扎的过程。
它被观众誉为是“大女主电影”，因其聚焦于女主的心理冲突和外在表现。女主角“母亲”与“儿子”这一对关系贯穿全片，但又模糊了彼此真实的社会身份，在影片名字“儿子”而非“母亲”的互文之中遮掩了事实的真相，引得观众悬浮于叙事当中，不断转换视角试图了解人物动机：
女狱警面对入狱的罪犯，一直妄图利用公权而发泄私欲，在生活的各个层面阻挠和陷害他，这是出自于对走上弯路的儿子扭曲了的恨铁不成钢的管教，还是另有隐情？
影片的叙事动力来自于这对“母子”之间不断摇晃倾斜的权力关系，但同时也应用镜像的设置，刻意在片头隐去女狱警和嫌疑犯之间的关系，只是在结尾揭开这对关系的迷局，让观众陷入一种身份的倒错感，旨在模糊了彼此身份的界限，将罪犯当作是狱警的儿子。
影片亦鲜少用直白的话语来表达这位母亲的心理感受，更多是由她对“儿子”的直接行动来侧面反映出她的性格，以及她在其儿子成长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母亲是正义且道德的，但同时又是控制且粗暴直接的，这样的银幕速写便潜在交代了这个故事发生的前传，即某种不合时宜的教养方式可能驱使其儿子走向同样的末路。
在她与同事交心聊天的过程中，她嗫嚅道，她的儿子在某天以她不能理解的方式成长，并最终走入了监狱。前期的行为铺垫都为此时她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积淀了重量。镜面映射的关系利用画面制造了画外空间，天选团队并让母亲沉默寡言，不善沟通的形象跃然于此。
此外，影片拍摄了多个监控的画面，并非实景，而是拍摄黑白的监控在沉默地观看，令人想到迈克尔·哈内克的一系列媒介装置，即利用冰冷的媒介作为在一边旁观凝视正在发生事件的中立视角，借由间离的效果来制造电影人物与观众之间的距离，以此来展现正在发生的画面：
此时的Eva，不仅需要面对内心良知和仇恨之间的拷问与摇摆，更需要在“第三眼”的注视之下保持平静和一切安然就绪，她的行为亦可能使她的职业与人生万劫不复，面对良心，法律的双层监视，她亦不得不实践对自我的双层规训，于是她像往常一般行走在监狱之中，没有任何异常。这样的镜头与监狱里阴冷，漠然的气氛相得益彰，更借助一层机械的装置，遮挡住Eva行动时复杂的内心情绪和波动，让影像显得更为疏离和漠然。
而影片结尾，Eva在无人的郊外与嫌犯的单独相处之中，本有机会借意外杀死他，却亦在最后关头松开了手，无比残忍，清醒，冷漠，克制地望着垂死羸弱的罪犯。她并未原谅与和解，却也在无法显现的自我监视之下结束了她的复仇。
影片运用了大量封闭式的构图设计，试图以其展现隐性的心理监视和自我封闭。在心理的牢笼中，Eva被禁闭于此，观众也被夹在视觉的狭缝中，无时无刻不感到凝重，寒冷，无法喘息。
《Gloria！》和《儿子》作为此次柏林的冷门电影，以一热一冷的节律为电影节增添了多元的视角。两者作为“大女主电影”，在女性人物形象的题材和塑造上采用了截然不同的视角和方法，围绕不同的题材，却也都尽可能地呈现出女性在面临高压，痛苦状态时的外在行动与内心活动。
或是“girls help girls”女性团体式的温馨感动，或是一人独自凝视心底黑洞的深渊，她们在生命的舞台上璀璨地闪耀过，勇敢地挣扎过，将女性的柔情，坚韧，魄力，叛逆汇聚于银幕，在当代电影议题中呈现出更多的女性形象和主题，不为是柏林电影节女性视角的另一种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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