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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已往于世何裨 愿以后对天无愧——略论黄乃裳爱国主义思想的特点

【 字号    作者:郑志锋 来源:市华侨历史学会发布时间:2011-10-22

[摘要] 黄乃裳是近代中国的一位爱国主义者。在近代中国寻找出路的浪潮中,他以自强不息的毅力,将爱国主义情感表现在一个个具体行动中。时代的因素加上自身的主观追求与传奇经历,黄乃裳用思想和行动诠释着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其中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启示我们:爱国其实是一件既崇高伟大又平实具体的事情,只要我们能够顺应时代潮流,自强不息,脚踏实地做实事,就能够无愧于国家,无愧于民族,无愧于人民。

[关键词]黄乃裳;爱国主义;特点

 

孙中山先生赠语黄乃裳:

“凡人欲为国家社会谋幸福喜乐者,须自愿从始至终贯彻负悲哀痛苦之责”

 

黄乃裳(1849-1924),从维新志士到拓荒者再到革命党人,他用思想和行动诠释着对祖国的热爱,其爱国主义思想既有时代烙印,又有自身特点。

一、黄乃裳爱国主义思想形成的时代因素

列宁关于爱国主义有个著名的论断:“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显然这是对国家或社会整体而言。对处于其中的个人来说,爱国主义是在社会浸染下于特定时期表现出来的一种潜藏在思想和行为中的情感。黄乃裳所生所长的时空环境——中国近代,有着能滋生、哺育爱国主义思想的土壤。

(一)社会基础

黄乃裳出生于十九世纪中期,正值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加紧入侵中国,在被日益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中,中华民族面临的灾难日益深重。古老的封闭的封建中国被外国资本主义强行殖入,炮火与灾难、资本与市场、商品与意识等都在不断冲击着人们固有的生活,而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则日益走向腐朽。此种变化影响渗透到中国的每个角落。

黄乃裳出生在距福建省城福州西北60公里的闽清县。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危机的一个重要经济根源来自于资本主义商品对中国固有的自然经济的冲击。《南京条约》规定的“五口通商”中福建省就占了福州、厦门两口,由此给福建社会带来的影响可想而知。特别是泛滥的鸦片、猖狂的走私以及惨无人道的贩卖华工等令人们深深感受到国弱遭人欺的可悲。在福州,人们可以明显感受到的冲击有:①洋纱洋布排挤土棉土布,严重打击了本地手工业者。每年在福州销售的外国棉布达200万匹以上。[1]②福州城内烟馆林立,“居民一半以上染上了鸦片嗜好”,每年销售的鸦片达1400-1500箱[2]。③由于外国工业品的倾销和鸦片走私的盘剥,白银大量外流,银贵钱贱的现象越来越严重。隶属福州的闽清县在1848年遭遇大水灾、1850年发生大饥荒[3],清政府为转嫁战争赔款,不仅不能恤赈,反而增加赋税。黄乃裳目睹并亲身经历着这些巨变所带来的深重苦难。

(二)思想渊源

爱国主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遭受过被入侵的危难和动乱的磨难,逐渐形成了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无论是四书五经,还是屈原、曹操、杜甫、范仲淹等人的诗词,抑或是明末清初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三大思想家的思想,都是以忧患意识寄托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责任感,这是爱国主义的基本精神。黄乃裳8岁进入私塾,“读的书除了私塾里教的“四书”、“五经”以外,其他的经、史、子、集之书,话本小说之类,只要能看得到、借得到的,无不涉猎。”[4]P6不断汲取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滋养着黄乃裳的爱国主义思想。

同时,黄乃裳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吸收,也使其爱国主义思想具有了浓厚的时代气息。黄乃裳曾皈依基督,供职于教会。期间,他得以学习英文,广泛阅读西方书籍,并有译书、编报等实际工作。黄乃裳以此兼收并蓄,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不断补充到他原有的传统知识结构中,西方近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其意识形态中产生了交融。在中华民族面临危机,正敞开胸襟向外探寻救国救民真理之际,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能为中国有识之士所接纳,并为他们的爱国思想体系所吸收。

二、黄乃裳爱国主义思想的主要特点

(一)黄乃裳的爱国主义思想是顺应着近代中国寻找出路的轨迹而不断发展的

在中国近代史上,救亡图存是一条主线,先进的思想家们努力寻找救国的良方,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派的“中体西用”,从改良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主革命,虽然未能最终使中国走向独立富强,但却唤起了中华民族觉醒与思想解放的意识,夯实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基础,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胜利。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近代中国人民不断探索、寻找出路的艰难过程,其中留下了一个个爱国主义者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足迹。黄乃裳的爱国主义思想正是沿着这样的路径不断发展升华的。

在全国各地掀起“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改良运动时期,从小一直生活在福建闽清六都乡村的黄乃裳通过结识传教士的契机而入教,并供职于教会,从而有机会知晓西方社会,并希望能借助基督教的教化作用开通民智而使国家富强。黄乃裳在他的《绂丞七十自序》中谈到:“回想自二十七岁至四十岁,十余年中,见夫外力之侵迫,国势之孱弱,民治之腐败,社会之颓落,妄希有所效力于国家,极端偏于彼方。而于宗教,俨成为默示录第三章十五节所云,不冷不热之态度。”[5]P185 黄乃裳在教会热衷于办报和教育工作,主观上的动因在于他认为“中国的积弱由于民智不开,而开通民智有治本、治标二法:办学为治本之图,办报为治标之际。”[6]由此可见,黄乃裳皈依基督并供职于教会并非仅仅是解决个人的精神寄托问题,这实际上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观念在黄乃裳身上的一种早期的行动方式。但是,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和经济社会的每况愈下,黄乃裳对基督教的教化作用越来越不敢肯定,连“作文劝人种牛痘”和宣传“革除裹足论”这样的事他都觉得“有无影响于社会,概不敢知”,[5]P183逐渐萌发了探求新道路的思考。

“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7]甲午中日战争更加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它促成了黄乃裳的两个较大转变:一是接受变法救国的思想,取代依靠教会教育救国的思想;二是直接参与到社会政治活动中去。但是,维新变法的失败让黄乃裳意识到依靠清政府自身实现变法自强是不可能的,“回想居京华八阅月,视察官场与社会及满洲人状态,知非革命不足以救亡拯毙也。”[5]P187此时对于如何“革命”,黄乃裳并无思路,“归闽,嗒然若丧,不知当为何事,可以少纾利他主义”,但他总觉得应该有所作为,“因决往南洋群岛,觅一地广人稀之处,可容数百万人以业农者,为桑梓穷无聊赖之同胞辟一生活路径,不至槁饿而死。”[5]P188在开垦“新福州”的过程中,黄乃裳明显感觉到一个强大的祖国对于海外华侨的重要性,而在南洋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接触,也促使他开始比较清醒地认识“革命”。因此,在离开“新福州”垦场后,黄乃裳全身心投入到了民主革命中去,如他在写给陈楚楠和张永福的一封信中所言:“裳谓既有百万醉梦之人在吾之前后左右,而疾声大呼之功正大不容稍已还,以期此百万之中渐有其苏醒者,而转相疾呼,他日或可全体醒来也。”[8]

在中国近代,先是国家的危难唤起了部分有识之士的忧患意识并在甲午战争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接着是维新运动唤起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形成了一个群众性的爱国救亡运动,又促成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思潮的兴起;再紧跟着是辛亥革命将近代爱国者的爱国主义运动推向了高潮。黄乃裳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无疑是这一过程的一个典型,它反映了当时远离京城的福建的爱国主义者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一种艰辛历程。

(二)黄乃裳爱国主义思想不断发展的重要支撑是其自强不息的毅力

黄乃裳早年皈依基督,这在封建专制下是需要巨大勇气和坚强毅力的。更为可贵的是,他并没有把自己的精神和行为封闭在宗教世界里,而是把基督教的“理论”作为其求变的学习对象,把主要精力放在办报、办教育开通民智方面,“而于教育一部,尤为注意。我美会之英华、福音、培元与女学各校……无不竭力提倡而辅助之” [5]P186 。在这期间,黄乃裳遭遇较多家庭不幸,包括他妻子在内的七位亲人相继去世,“但是他并没有消极于哀伤、沉沦与悲痛,而是一边承受着家庭的重担,一边履行着社会的责任。”[4]P21当他意识到基督教不能真正起救国救民作用后,并没有因此丧失信心,而是直接参与到维新改良的政治运动中去。在京师的八个月里,他“奔走于六君子及讲求新学诸京官之门”[5]P187,并八次上书,足见其变法图强的决心与毅力。变法失败后,他也没有因此沉寂,为了“为桑梓穷无聊赖之同胞辟一生活路径”, 年过半百的他以极大的魄力和勇气以及难得的开拓创新精神,率众前往南洋荆棘丛生之地开辟了“新福州”,“其间冒艰险,糜金钱、竭心力,任劳怨,询如孙中山所云:‘须自愿始终贯彻负悲哀痛苦之责任’也”。[5]P194经过几年的努力,诗巫垦场初具规模,为诗巫地区成为沙捞越重要的城镇和工、农、商、及文化教育中心奠定了重要基础。按理说,黄乃裳可据此为业、颐养天年,但当他觉得“垦务既成,志愿即遂,……,环顾场中农众,能自为谋”后,“重以多数同盟会员责余以革命要图”[5]P193,毅然投身于民主革命。

此时的黄乃裳年事渐高,并饱受严重胃病的折磨,但他还是积极地奔走于福建、广东与南洋各地,为起义出谋划策,为革命宣传造势,并在其继续致力的教育工作中对学生进行激励鼓动,“迨粤中三月廿九之役,当发动之先,黄君怂动最信任之青年多人入粤”[9]P110。广州黄花岗起义,“闽省同志死义者20余人,就中黄忠炳、卓秋元等皆其门下士也”。[10]P163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乃裳没有气馁,继续在学生中积聚起义力量,1911年11月9日,62岁的黄乃裳亲举十八星红旗,率领体育会百多人、南台商团百多人、学生届30多人(共计300多人)[11],挺进城内协同部队作战,结束了满清在福建的统治。对于这次战斗,黄乃裳在是年九月廿五写给陈楚楠、张永福的信函中谈了他的感受:“裳生平最得意之事,则此十九日以后迄今,为最踌躇满志之时,虽死无憾矣!”[12]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后,黄乃裳在被其关押3个多月后,依然投入到反袁复法斗争中去。袁世凯死后,黄乃裳再次创办“伸报”,“以为民党被屈五载于兹,今得少伸其气,言论当可自由,期以尽对内为国民对外为国家之天职,俾稍可抒发生平之怀抱。”[5]P209。“伸报”被迫关闭后,年近古稀的黄乃裳转而致力于家乡的各种建设,特别是水利建设,完成了两座水坝工程。1920年10月,72岁的黄乃裳仍应孙中山之邀到广州出任元帅府高等顾问。孙中山辛亥革命在海外的主要助手、新加坡侨领张永福在他的《黄乃裳君传》中对黄乃裳的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作了高度评价:“以六十老翁,创革命之萌芽,自萌芽而至获果,其冒不讳者经过九年,继续工作不遗余力不以老而自馁,不以穷而自衰,卒而寿享耆耋,暮年目见河山复汉,青天白日之旗扬于天空中,有志竟成,非侥幸也。”[9]P111

综观黄乃裳上述的发展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他在面对着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江河日下的国势,既不盲目虚骄,幻想着“中国之道”能够“归万物于一治”,也不过度自卑,一味抒发悲愤情绪,而是将其忧愤之情直接化作为国为民的持之不懈的行动,且益老弥坚,这正是其最可贵之处——有着不同于一般人的清醒认识和自觉的行动。

(三)黄乃裳的爱国主义思想表现在每个具体行动中

黄乃裳的忧国忧民意识并不表现在豪言壮语上,而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行动来表达。

早年,由于时代、地域及世界观的局限,黄乃裳虽还不能真正认识国弱民贫的根源,但他在教会中所做之事并非祷告与说教,而是一些利国利民的实事。如:任《郇山使者》月报编辑时,在月报上发表文章劝人种牛痘预防天花,发表《革除缠足论》提倡文明、消除愚昧等;在福音、培元、英华等学校致力于教育工作,力图开民智、教育救国等。当严酷的现实打破黄乃裳的这种幻想后,为宣传变法维新思想,1896年,黄乃裳独自筹资创办福建近代第一张报纸《福报》,从资金筹措到印刷发行甚至稿件撰写都是亲力亲为,虽然该报只存续一年,但它“围绕着开放变革、挽回利权、富国强兵、发展民族工商业的主题,充分表达了黄乃裳的变法维新思想”,“在福建士绅阶层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4]P36-411898年在京师的8个月时间里,黄乃裳不仅与社会各界广泛接触交流,还提出具体的变法主张。戊戌政变后,在“得贤君以振兴之”已无望、“革命救亡拯毙”还无着之间,黄乃裳毫不犹豫地将他的为民思想落实到一个庞大的极具开创性的行动中,历尽千辛万苦,为“桑梓穷无聊赖之同胞”开辟了新的谋生之地,而自己却因此落下疾病,但却不“坐享其成”。对于此,黄乃裳在1911年3月发表于福州《左海公道报》的“对于巡警道宪询及新福州垦事因述其颠末”一文谈到他对垦场经营的认识是:“何如牺牲一己之权利,听农人自主,分毫无所染指于其间,得以脱然而去,或可为国家社会效我余力之为愈乎。”[13]

1904年,离开“新福州”垦场回国过程中,黄乃裳不忘进行革命的交流与宣传,取道新加坡时协助《图南日报》扩大了影响,并带回了5000册的《图存篇》。11月到广东潮州后,“托言办学,遍走潮漳两府一十余县,联络百有余”[5]P195、“结识许雪秋、陈宏生、林受之、曾杏村、许唯心诸人,极力倡导革命。潮梅之有心国事者仰其高年壮志,莫不惟命是从”[10]P162。对于黄乃裳此次在潮州革命宣传活动的作用,张永福在《黄乃裳君传》中的评价是:“革命宗旨全潮几为布满,黄冈起义君为之先河,启导之功至大至宏信不可没也。”[9]P110 接着回福州养病,仍“向绅学工商各界散播革命种子,不遗余力,所携之图存篇几于人手一编;闽中青年受其感化者,大不乏人。”[10]P163回到福建不久,1905年初,黄乃裳就与友人接手主编厦门的《福建日日新闻》,进行支持反美禁约的宣传。1906年夏,应孙中山之邀前往新加坡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并直接参加了革命起义的筹划工作,“负责通讯的福建黄乃裳、潮州许雪秋等,先后前来星加波,在晚清园见了孙先生,报告闽潮两处地方的情形、运动的成绩,并同时加入同盟会连同一气作事”[14]。1907年2月,黄乃裳回到老家闽清养病,为了改变家乡面貌,倡议成立闽清县教育会,并被举为会长。他努力推动解决经费和师资问题,在全县范围筹建新学校,到1908年,全县有17个都、乡创设了高校、初小学堂,共计34所,“为闽清县新式学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4]P1511909-1910年,黄乃裳任福建省咨议局议员期间,“建议颇多,且以实业名义遍走延、建、邵各县二三次。官场稍稍知余宗旨”。[5]P1991911年春开始,黄乃裳在福州仓山组织福州桥南体育会,以锻炼身体为名,从事革命活动,他精心编练的30名炸弹队员在11月8日晚至9日的行动中为福建的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晚年,他还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在家乡闽清兴办教育、水利设施等公益事业上,建成了福斗圳等工程,期间还参加反袁护法斗争、复办《伸报》宣传民主、远赴广州担任国民政府高等顾问等革命活动,直到临终的1924年还前往福州担任省署高等顾问数月。

爱国主义暗示着个体应将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黄乃裳虽然没有身居高位,也没有洋洋洒洒的系统理论著作,但他的一生却都是在为社会的改变、国家的富强、同胞的生计认真而努力地行动着,而自己却一生清贫。更为可贵的是,黄乃裳觉得他所做的一切“惟对天对人,矢志尽我余生,抱‘利他主义’,至于入墓之日,不敢偷活苟且而已。”[5]P208黄乃裳对国、对民、对己是一种激昂而淡定的坦然,他在即将步入古稀之年时的心态是:

“问已往于世何裨,历数二万五千日以来,成甚事业;

愿以后对天无愧,不虚六十有九年之外,再度余生。”[5]P210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时代背景以及不同的阶层那里往往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在中华民族已走在伟大复兴道路上的21世纪,回顾分析处于中国近代时期的爱国者黄乃裳的爱国主义思想的特点,我们不难发现,爱国其实是一件既崇高伟大又平实具体的事情,只要我们能够顺应时代潮流,自强不息,脚踏实地做实事,就能够做到无愧于国家,无愧于民族。在现阶段,爱国主义最基本、最本质、最重要的表现,就在于不遗余力地巩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作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2]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第一册,上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02-606页。
[3] 闽清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闽清县志》《大事记》,北京:群众出版社1993年版。
[4]詹冠群:《黄乃裳传》,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5]黄乃裳:《绂丞七十自序》,收录于刘子政:《黄乃裳与新福州》,新加坡南洋协会1979年版,第181-212页。
[6]陈遵统:《福建编年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81页。
[7]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9页。
[8]黄乃裳:《致永福、楚楠函》,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113-114页。
[9] 张永福:《黄乃裳君传》,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108-115页。
[10]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上海:中华书局1981年版。
[11]黄柽:《辛亥福州光复经过》,福建省孙中山研究会编,《辛亥风云在八闽》,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
[12]黄乃裳:《致陈楚楠、张永福函》,收录于刘子政:《黄乃裳与新福州》,新加坡南洋协会1979年版,第213-215页。
[13] 黄乃裳:《对于巡警道宪询及新福州垦事因述其颠末》,收录于刘子政:《黄乃裳与新福州》,新加坡南洋协会1979年版,第216-219页。
[14] 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26页。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福建中医药大学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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