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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抗日烈士于以同和《华侨商报》

【 字号    作者: 来源:发布时间:2015-08-28

(本文由鼓楼区侨联、市华侨历史学会联合撰写)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身居海外的华侨发场中华民族正气,支援祖国的全民抗战,协助侨居国人民保家护国,为抗击日本的侵略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更加缅怀福州人、菲律宾著名侨领和华侨报人于以同,他是中国华侨报界为抗战事业而牺牲的第一人。最近我们采访了于以同家族中唯一留在中国大陆的于以同三女儿于苓蕙,她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海外华人民族英雄于以同舍身取义、捐躯赴难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后人。

于以同(1881-1942年) ,名恩和,字以同,别号一桐、二和、二禾。系辽宁满族人后裔,先人世居北京近畿大兴县,后奉派到福建福州落籍,官至二品。于以同出生于福州市,童年曾在福州的三坊七巷生活。于以同的夫人系出身于福州黄巷葛家大院书香世家的葛蕤谷(1891-1936年),她的父亲是福州葛蔚庵第八世孙、举人葛世鋆,葛氏祖先系菲律宾棉兰老岛摩洛族的后裔。于以同与葛氏生有3男1女,分别为于长城、于长庚、于淑蕙、于长籁。葛氏相夫教子,终因劳累早逝。后于以同又续娶了第二位夫人陈永贞(1906-1980年),生有3女,分别为于茵蕙、于苓蕙、于茗蕙。夫人葛蕤谷教育于长城、于长庚几个孩子要爱中国、爱家乡福州,从小就教他们讲福州话,听闽剧……于长城和于长庚儿时曾在黄巷葛家大院中跟随母亲生活过。于长庚的回忆录里这样写的:“我父亲是菲律宾《华侨商报》创办人兼社长于以同,母亲是书香世家的葛蕤谷。我还不到两岁,父亲便把母亲与长城和我遣送给福州,原因就是当时中国与吕宋的生活费差距较大,在家乡(福州)较熟悉生活。我的启蒙老师是我在福州市黄巷开设书塾的外叔公……” 近年己有于以同在海外的后人来福州三坊七巷寻根。

于以同浓眉粗髭,留两撇胡子,个头不高,看上去好像作家鲁迅。于以同平时不苟言笑,但温文儒雅,谈吐间无论对人对事,都表现出他的睿智和刚正不阿的态度。于苓蕙回忆说:“父亲工作太忙,经常不在家,但只要我看到他便缠着不放。父亲也放不下我,时常带我到他朋友家赴宴。但父亲在生活要求上对我们一律严格,经常会严厉地训导两位哥哥。空闲时他常常深入浅出地教育我们如何做人、如何爱国,因此我从小就受到爱国主义熏陶。”早年于以同中等学堂毕业后执教于福州府中学堂,后来往来于漳厦间,曾在厦门鼓浪屿执教。上世纪初,菲律宾马尼拉侨界慕名敦聘于以同到菲律宾,于以同携家人南渡担任菲律宾首家华文学校马尼拉中西学校讲席,后来他又参与创办华侨中学,并在此执教。于以同为人沉稳,国学渊博,富有正义感,对学生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受其栽培成才者至众。上世纪20年代,菲律宾华人社区出现了一位非常杰出的企业家和华社领袖李清泉 (1889-1940年),时任马尼拉中华商会会长,商会起着引领全菲华侨工商团体的作用。后应李清泉聘请,于以同担任该商会秘书长,他兢兢业业,使商会会务日益扩展,甚受李清泉器重。

李清泉鉴于当时商战日烈,发起创办《华侨商报》,最初作为商会会刊(月刊),于1919年12月25月正式出版。商报由当时商会秘书长于以同主持编辑事务,蓝琛任总理,厦门大学前教授黄开宗博士负责撰述,以增进华商的商务知识和侨界的团结。后因商报社会反应良好,李清泉接受实业家吴记霍等华社人士的建议,商会向社会募股七千多比索,成立华侨商报出版公司,脱离商会而独立办报。由吴克诚为总理、杨忠信为司库,于以同任社长兼编辑,两大张的《华侨商报》(日报)于1922年4月15日起正式出版。在于以同位于马尼拉市树日街与亚实加拉牙街交界处的商报办公室里,他的座位背后壁上高悬一面横书“读圣贤书所学何事”的镜框,笔力雄劲,是出于当时抗日爱国老人马相伯的手迹。商报发刊的第一天,于以同就公布了编辑方针:1.联络华侨团体;2.扩充海外商务;3.发展祖国实业;4.灌输商务知识;5.传达商务消息;6.提倡国民外交;7.融化劳资阶级;8.指导华侨社会;9.鼓吹华侨教育发达;10.促进祖国政治之革新。那时总编辑是来远甫,也是一位不苟且的硬汉,但与于以同配合得非常好。于以同不干涉编辑部的笔政,给予绝对的自由,立论、文章标题全由来远甫负责。当时商报的文艺版专刊称为“小商报” ,版首设“小评”栏目。“小评”的执笔人就是于以同自己,每日一篇,不上600字。于以同花大部份时间写作,精彩成章,他认为这些短评就是表现他的人格和立场,非如此不可。于以同每日对将要刊发的新闻和言论都进行认真审稿,以及遣词造句、版面编排等,如发现需要改进的地方就立即指出,真是明察秋毫,力求报纸的尽善尽美。作为侨众喉舌和华社指南的《华侨商报》,在于以同的主持下发展迅速。在菲华报界,商报首创画刊,出版儿童周刊,并设中译西报专栏,始建自已的采写队伍。商报秉公直言,维护在菲华裔族群的正当权益,在当地华侨和东南亚侨界享有很高声誉。在1935年商报出版15周年纪念刊时,于以同写到:“本报出世以来,几经忧患,屡受折磨”,“然本报同人,坚定主张,艰难奋斗,不畏强御,不为恶环境同化”,“而海内外正人君子同情于本报之主旨者,且复加意爱护,因此侨界大众对于本报素来之态度,得更深一层之认识” 。

商报关注祖国时局,支持对日抗战,于以同与国内主战友人每天都有电讯往来。商报“坚持不偏不党的宗旨”,“不为环境同化”,在闽变、西安事变等重大问题上,商报虽屡遭诽谤破坏,但在于以同的坚持下和侨胞的支持下,每次都化险为夷。1928年发生“济南惨案”,商报全力配合抵制日货运动,使日货销菲数量锐减。1931年“九一八”事变,李清泉发起组织国难后援会,支援东北人民的抗敌斗争,通电美国等国制止日本的侵华行径。国难后援会的章程和通电,皆为于以同起草。于以同在商报上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呼吁为马占山将军的东北义勇军捐款。1932年“一二八”日本入侵上海,于以同在商报上刊登了大量文章,动员华侨捐款捐物支持祖国的抗战。在短短的时间,菲律宾华侨捐给马占山将军、十九路军、福建省国防建设资金等共140万美元,捐款数额居当时南洋各国之首。在于以同主持下,商报关注“一二九”学生运动、西安事变、“七七”卢沟桥事变,动员捐款支援淞沪会战的蔡廷楷将军和绥远抗日的傅作义将军,声讨汪精卫投敌,怒揭日寇罪行,反对分裂投降,呼吁国际援华……抗日救亡立场更加鲜明。1937年“七七”事变后,商报派遣记者到祖国进行战地采访,真实公正地报道中国抗日战况。于以同对日本侵略行为的口诛笔伐,悉于商报发表,大振民气。“七七”事变后,李清泉召集侨领成立菲律宾华侨抗敌后援会,以“策励侨众开展爱国运动,以人力物力援助政府抗敌御侮”为宗旨,李清泉出任主席,于以同被选为委员和宣传主任,负责抗日宣传和抵制日货工作。尽管1938年前后,战火还没有烧到菲律宾,但华侨们已经听到了祖国的情况,就开始有组织地举行反战游行和抵制日货,一些菲律宾教授、律师等也加入了游行队伍。于以同通过商报,以及组织动员演讲会、形势报告会等,大力鼓动华侨青年起来参战,抵制日货,号召华侨为祖国捐献枪支、弹药等,他自己也奔忙于街头参加抵制日贷和募捐的各项活动。抗战4周年纪念日,海外华侨发起大规模“七七”签名运动,首先由新加坡出版的商报提出“抗战到底,政治民主,拥护团结,肃清汉奸”的十六字宗旨。陈嘉庚第一个签名,商报积极响应,在菲律宾侨界大力宣传这一宗旨,并号召各界人士参加签名运动。因此说,当年商报已成为菲律宾侨界抗日宣传的一面战旗,于以同已成为这一抗日宣传中最坚定的战士。 

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在偷袭珍珠港的同一天轰炸了马尼拉市,日军在北吕宋登陆。1942年1月2日,日军占领不设防的马尼拉,一些富裕的菲律宾人和华侨逃离了,另一些人则在逼迫下不得不与日军合作。商报在烽火中坚持出版,直至日寇占领马尼拉前2天才停刊。日军一占领马尼拉便宣布给士兵“放假”三天,所谓“放假”就是放纵士兵到处随意奸淫烧杀。日军派出了间谍去摸清菲律宾侨界,搜索出当时42位菲律宾各界侨领“黑名单”,其中有文化界、教育界、戏剧界的,于以同是新闻界的重要人物,自然名列日军“黑名单”之上。日本人视这些侨领为眼中钉、肉中刺,却又惧慑于他们强大的号召力,便假意声称当地华侨必须受到保护,实则对侨领进行监视和逼迫。马尼拉华侨协会接到日军通令,“邀请”全体菲华抗敌后援会委员以及中国驻菲律宾马尼拉市总领事馆总领事杨光泩和全体馆员到菲律宾大学集中,先给予威逼利诱。日军以华侨抗日情绪高昂,责在华报和华校的言论扇动,华侨抵制日贷使日本蒙受经济损失为由,因此重点抓捕华侨抗日领袖于以同等人。于以同认为商报一切反日宣传的责任应由他一人承担,为避免连累报社同仁,遂自行到日本宪兵司令部报到后而被拘。于苓蕙回忆道:“父亲身陷囹圄,母亲天天以泪洗面,我们守在家门口盼着父亲回来,直到3月份有一次,我们以父亲生病的名义将其保释出来,父亲告诉家人,他已拒绝了日军的要求。可没几天,父亲在日本人的威逼之下又去了,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家。”日军抓捕于以同的真正目的是为了逼他恢复出版商报,承诺今后商报所刊登内容必须为日军服务,劝诱他投降。但日军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于以同不屈服于淫威,拒绝为敌伪服务。经日军所谓“军律委员会”审判,1942年4月15日下午,于以同与中西学校校长颜文初等9名菲华抗敌后援会抵制仇货小组委员等同时为国成仁,被杀于马尼拉市郊外的华侨义山(始建于清朝的华侨公墓)。这是在当时中国驻菲律宾马尼拉市总领事馆总领事杨光泩和7名馆员在华侨义山遇害的前两天。当时商报编辑蒋江玉被日军判5年徒刑,还有几位侨领在被捕后逃脱,并继续从事地下反日活动。于以同遇害后,报社产业遭没收掠劫。商报同仁回忆说:“于先生入狱时曾患病,获日军准许他回家就医养病,此时曾有多位友好劝其逃脱,但于先生为与在押友好同仁共存亡而再度入狱,终遭杀害。痛定思痛,回想当时的环境,于先生非不能逃,日军亦未派员监视,但于先生平时既以文天祥的绝命书自勉,一旦面临忠奸考验之时,自然是从容就义,岂有逃脱之理? 文天祥杀身倒地时,有人发现他衣带上有一纸条:‘孔曰成仁,孟曰取义; 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于先生以此自勉,他确实仁至义尽,己做到了‘庶几无愧’。”

于苓蕙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心中仍然十分悲痛,她说: 噩耗来得如此突然!有一天,一个日本人来到我家,手里拿着父亲的衣物,横着狰狞的嘴脸说: “己经不需要这些东西了,我们己经把他送到了日本。”我母亲听完“啊”地一声捂着脸就哭起来。哥哥们惊呆在一旁,那时我才4岁,一脸懵懂,追问之后才知道父亲也许已被日本鬼子害死了,我所依恋的父亲也许再也回不来了。1945年2月日本的败局已定,然而日军却更加变本加利,扬言要将马尼拉变成一座废墟,大屠杀使马尼拉人家被人亡。于苓蕙回忆说:我8岁那年的逃难,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我们一家8口人,母亲、哥哥、姐姐、嫂子带着我们几个姐妹跟着人群没命地跑。子弹在身边飞过,踩着地上燃烧后还在发烫的瓦砾,时时还踩到被炸碎的人的肢体,漫天弥漫着硝烟味。日本鬼子穷追不舍,突然身后枪声巨响,传来叫喊:“不许再跑了!”日本鬼子让所有人停住,男女各排成一队。此时有个男子猛地从人群中冲出,刹那间一把明晃晃的刺刀刺过去,那人应声倒下,拨出的刺刀上还挂着他的肠子。于苓蕙说:当时她吓得浑身发抖。后来所有人被赶到伤兵医院,母亲带着嫂子和我们姐妹4人坐在过道上的一个角落里。好多人出去取水都被枪杀了,母亲怕我们渴得不行,便冒险出去取水。又是一阵枪响,我们担心母亲而急得快要哭了。捧着母亲递来的那盆有着刺鼻腥味的水,原来那是给伤员洗伤口的污水,只听见母亲说:“喝吧,孩子们,把命保往。”我抿了一口,就把水递给妹妹。一连两天两夜,我们就靠这盆浑浊的水维持生命。睡梦中我听到母亲急促的叫唤:“快起来,日本人要抓人了。”母亲急忙用被单罩上大姐和嫂子,让她们藏在行李下。母亲快速从地上沾起尘土抹在脸上,扯乱头发,装着憔悴的模样,挨着我和妹妹并排坐在被单上。几个日本人走过来,在他们凶狠的目光下,大姐和嫂子总算逃过一劫。日军一撤走,大家急忙寻找亲人,或在废墟里辨认尸体。我们一家人终于又团聚了,8个人紧紧拥抱在一起。在血腥和恐怖的战争环境,我们苦苦挣扎了近三年,眼看身边的人一个个惨死在日本鬼子手里,我们家总算熬到抗战胜利的这一天,莫非是父亲在冥冥之中保佑着我们?往后我们家就靠母亲的操持和兄长办报收入来维持生计。

1945年2月3日美国第一骑兵队首先进入马尼拉市。光复后,于以同家人才知道于以同已遇难。他们从一名当地人口中得知,那人亲眼目睹那一天,在偏僻的华侨义山,几个日本兵举着机枪把9位侨领赶到山坡上,迅速向他们扫射,人一倒下即被推入事先挖好的坑而被草草掩埋。那位当地人说,他躲在角落不敢作声,等日本兵走后才出来在掩埋处作了记号。他也许不知道,他眼前倒下的这9个人就是菲律宾第一批被日本人杀害的爱国华侨(其中两个是文化界的)。烈士牺牲4年后,菲华抗敌后援会人员及抗日志士的家属,从华侨义山挖掘忠骸和遗物,经艰难辨认后的尸骨,各以木箱收藏,安放于义山崇福堂内,以候公葬。当时的中国政府建议将于以同与杨光泩等人的忠骨一并安葬在南京紫金山忠烈公墓。但于以同家人认为这样不便后人祭扫而婉辞。1946年10月家人将于以同骨灰简单安葬于厦门,“文革”爆发后因担心被毁墓,家人将骨灰起葬后存放在于苓蕙在福州的家中。1948年4月旅菲侨胞在华侨义山修建华侨抗日烈士纪念碑和纪念堂,安葬忠骸,内有于以同衣冠冢,尊奉菲华抗敌后援会的烈士以及中国外交官杨光泩等烈士。于以同的牺牲日4月15日被华社各界定为菲律宾每年的“菲华抗日烈士节”,纪念在1942年4月15日、4月17日牺牲的以及在抗战中牺牲的所有的菲华烈士。1992年4月在于以同就义50周年之际,在中国有关部门的帮助下,于以同长孙于庆文出资在厦门集美天马山为于以同建墓、立“忠魂毅魄”碑,让其与两位已故夫人入土为安,也实现了先人落叶归根的遗愿。解放后,时任福建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侨联主席王汉杰曾就授予于以同烈士称号一事,发函征求于长城意见。于长城回信婉辞了烈士称号,他们不愿生活在先辈的光环里,认为称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后人要以实际行动来继承父辈的遗志,由此可见于家的高风亮节。

于长城(1917-1990年)原学商业管理,于长庚(1922-2007年) 原受农作训练,于以同并不鼓励他们从事报业。但于长城深为父亲视死如归的独立报人的情操所感动,感到唯有继承父志、恢复出版商报,才是对父亲的最好纪念,于是他毅然弃商以图商报复刊。于长城首先求助于杨启泰,杨启泰曾是菲华抗敌后援会主席、于长城夫人杨绫瑞的堂兄,曾与于以同一起被监禁,既是世交又是姻亲。但杨启泰却表示:你做任何生意我都全力支持,你办报则分文不给。于长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曾对长子于庆文说:“日本人能够杀死你祖父,但他们不能消灭他的报纸。”后经于氏兄弟四处奔走,于长城夫人变卖首饰等,1945年4月15日于长城、于长庚终于在父亲牺牲3周年之日复刊商报。于长城任社长,于长庚任总编辑,他们不仅是在经营一家华文报纸,更是承接了先烈留给他们的一个沉重的历史使命。复刊后的商报销路一直不展,于长城甚至有了以死换取巨额意外险作为维系商报发展资金的念头。上天不负有心人,到了1960年以后,商报己成为当地华文报纸中印份最多的报纸,成为华社最有影响的华报之一。

在二战结束后的冷战时代,1962年3月第一次商报案发生,菲律宾军警以“为共产党宣传”的罪名将于长城、于长庚和其他9名报社员工拘捕关押8个月之久,但商报并末停刊过。后经过6年的审讯,菲律宾当局只好对被控告的于氏兄弟和员工宣判无罪销案。1970年3月第二次商报案发生,菲律宾和台湾当局以“反菲通共”的罪名,将于长城、于长庚绑架后用军机押往台湾接受军事法庭审判,兄弟俩分别被处以两年和三年的“感训教育”,当年引起菲律宾和国际新闻界的强烈关注和抗议。此时于长城授权其次女婿吴抵抗为商报法定代表人,报社同仁坚持出报,商报的报份反而飚升到1·7多万份,为当时其他三家华报发行量的总和。1972年和1973年,于长城、于长庚分别获释,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国际新闻学会(IPI)的帮助下,他们分别移居入籍美国和加拿大。在菲律宾军事统治时期,1972年至1986年商报被迫停刊。1986年2月菲律宾厄沙人民革命成功,菲律宾新总统为于氏兄弟在台湾的审判作出平反。随后于氏兄弟回到菲律宾,经三个月的筹备,被关闭14年之久的商报终于在1986年6月12日菲律宾独立节时复刊。为适应“蜕变”(华人转籍)后的华人社会,商报名称由“华侨商报”改为“商报” 。当时吴抵抗任董事长,于长城任董事兼社长,于长庚任董事兼总编辑。1990年创立于以同新闻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于以同基金会拥有过半数的控股权,公司作为商报的主办者。

商报保持着与中国的良好关系,于长庚等人多次应邀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还享受到体检的服务。中国历任驻菲律宾大使上下任都要到商报社拜访。于长城曾任在中国大陆创办的第一家美籍华商银行建东银行厦门分行总经理,并应邀担任中国新闻社理事会理事。于长城曾帮助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夫人到福建晋江寻根。1996年、2008年,菲律宾英雄碑基金会分别追封当时已故的于长城、于长庚为反暴政反独裁英雄;在位于菲律宾计顺市迪利曼区的英雄园内,兄弟俩的名字被刻在英雄墙上,成为墙上唯一的两位不是菲律宾国籍的英雄。

当前,于以同的孙女婿吴抵抗任商报董事长,长孙于庆文任商报社长兼总编辑,商报的第三代掌门人在坚持父辈的办报原则外,还顺应着时代的变化。复刊后的商报与香港《文汇报》以及中国大陆的《光明日报》、《新民晚报》、《泉州晚报》、中央电视台等合作出版专版。商报设立网站,成为菲律宾华文媒体中首开电子版的报刊,扮演了国际华文媒体的重要角色。商报和于以同基金会为了保存菲华历史、传播中华文化、推动菲中文化交流等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经历近一个世纪的风云激荡,走过中国报业史上少有的艰难曲折历程的商报,凝聚着于家三代人的不懈努力。

当前于以同在海外的后代已有138人左右,他们都继承了于以同的遗志和风范。于苓蕙于1947年从菲律宾回到她魂牵梦绕的福州,她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少先队员,曾经担任福州市津泰小学、琼河小学等校长,曾被评为福建省优秀教育工作者、三八红旗手、福州市十佳校长等。1993年光荣退休后,又到鼓楼区侨联教育分会工作,带领侨界退休的名师组成自愿者队伍,定期义务到鼓楼区的薄弱小学开展助教助学活动,当了8年义工,推进教育的均衡发展,成绩突出,又获评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于苓蕙在《马尼拉纪事》一文中写道:“我很热爱爸爸于以同,在我心里,父亲永远是慈祥、严肃又和蔼的,他的精神影响我一辈子。在战乱中,他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和平的年月里,我学着父亲,时刻书写着‘奉献’这两个字。”(执笔:李盛玉、葛椿、陈建中)

 

1945年在菲律宾举行的的于以同先生追悼会

早期的《华侨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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